【文／喬齊安】
「日本目前約有120名待執行死刑犯，20%稱自己冤枉，我調查事件經過，無辜的可能性很高。」──島田莊司
過去十年間常在日本推理小說／影劇裡被熱烈探討的「少年法」，其實並不完全是未成年犯罪的「殺人許可證」或「保命符」。14歲至19歲都在少年法的管轄範圍中，而第51條規定註明，如果是未滿18歲的少年，得以將死刑判罰改處無期徒刑；然而若犯案時年滿18或19歲，法官即可判處死刑。
甚至，在最近一次修法後，原本法定成年年齡定於20歲的日本政府，自二○二二年（令和四年）四月一日起，確定將成年定義改變為年滿18歲，同時取消了少年法中針對18、19歲少年的部分保障，未來他們被稱呼為「特定少年」，在起訴後，真實姓名、照片等情報皆可公開被媒體報導。
少年法之所以歷經五次大小幅度修法，與民情的激憤脫不了關係。平成以來接連發生多起震驚全日本的少年重大刑案。如一九九七年「酒鬼薔薇聖斗事件」分屍國小生的「少年A」東慎一郎，殺人時年僅14歲，在少年法的保護下安然重返社會，還出版了手札《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二○一五）大賺一筆；接著一九九年光市母女殺害事件、二○○○年西鐵巴士挾持事件之殘酷性，令「九○年代少年犯罪凶惡化」蔚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光市事件的犯人年滿18歲得以求處死刑（尚未執行），西鐵巴士事件的少年A則因17歲得以隱姓埋名逃過一劫，在醫療少年院待到二○二○年時出院入世。相差一歲所獲得的「差別待遇」，是儘管少年法修法後少年犯罪大幅下降（從二○○八年的9萬件減少到二○一八年的2.6萬件）仍不被輿論認同的癥結，也終於推動了這一次針對「成年定義」的重大修法。日本能否因此得到更和平的社會尚是未知數，但或許能夠肯定的是，更為嚴厲的判罰基準，將會持續製造出《正體》裡鏑木慶一這樣含冤莫白的「少年死刑犯」。
根據統計，日本從戰後（一九四五年）至今共定罪了44名少年死刑犯，其中「只有1人」，在歷經超過三十年的奮鬥後得以洗刷冤情無罪釋放，那就是日本四大死刑冤罪案件之一「財田川事件」。19歲嫌犯谷口繁義被警、檢雙方偽造證據的合謀逼上絕境，若不是一位秉持強烈正義感的地方法官矢野伊吉偶然注意到其申冤信，不惜辭去法官職務改當律師為谷口辯護、並出版著作引發律師聯會集體關注，才得以獲得重審機會。
當谷口在一九八四年沉冤昭雪出獄時，與全國司法界為敵、心力交瘁的矢野已經在前一年病逝。在這起唯一獲救少年死囚的奇蹟故事背後，恰恰指出了日本制度的弊病：檢察官起訴的案件高達99.8%會被法官認同與定罪，比例之高達世界第一。即使在二○○九年後引進了「裁判員制度」（由一般市民加入仲裁），也還是維持99.6%的誇張數據。
為什麼形成如此世界奇觀？這也是日本人民族性所造就。他們追求和諧秩序，對異己展現強烈的排他性。犯人即便贖罪出獄也難以在社會上立足、「株連九族」地集體霸凌加害者家屬更是司空見慣。曾遭奧姆真理教暗殺的名記者江川紹子在著作中說明：「（村民）比起追求個人的人權與真相，更重視聚落整體的和平。個人的悲傷與憤怒，都壓抑在聚落的和平之下。」這一種潛藏於日本「傳統村落」、重視「和氣」的力學，至今依舊存在於現代社會中。
這種人性同樣反應在審判的結果，執法者必須雷厲風行地用刑罰來「恢復社會秩序」，裁判員審判也往往在三、四天內就決定結果。「零容忍」政策讓日本塑造出治安良好的國家形象，卻也跟著埋葬了無辜良民的清白與血淚。日本戰後爆出大量冤罪事件，松本清張、島田莊司、宮部美幸這些推理大師均曾針對相關案例寫作批判。
曾身為刑事法學界最高權威的團藤重光法官，在波崎事件做出死刑判罰，卻無法釋疑案件的冤罪性而悔不當初，晚年轉變為廢死派，大力提倡「為防止冤罪，只能廢除死刑」的絕對廢死思想。但至今日本民情仍與台灣接近，贊成廢除死刑的僅限小眾。二○二○年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有高達81%的受訪者回答「不應該」廢除死刑，認為該廢除的人只有9%。回饋意見表示，京都動畫縱火案這些近年持續爆發的重大刑案造成的不安全感，令日本人更加認定死刑對於遏止犯罪有一定效果。賞善罰惡的「報應論」，在亞洲世界的信仰依舊根深蒂固。
在認識這些冤罪史的來龍去脈後，對於這部劇情跌宕起伏、峰迴路轉的《正體》背景，我們會有著更深刻的理解：「這一切仍是現代隨時、可能發生的現實」。現年38歲的千葉縣作家染井為人，曾經從事音樂劇、舞台劇的製作人工作，在二○一七年以《惡之夏》獲得橫溝正史大獎優秀賞出道。這部作品的主角在發放生活保護福利金的政府機關任職，熱情為補助戶服務的他卻發現同事濫用職權威脅女性、黑道使用非法手段領取保護金等惡行。這一部描繪社會底層人士群像、探討日本現代陰暗面如福利金詐欺、毒品的「社會派犯罪小說」大獲好評，也確立了染井往後的寫作路線。
固定每一年發表一本新作的染井，在第四部單行本《正體》（二○二○）為自己的作家事業締造了新的高峰。在今年十月宣布由WOWOW改編為電視劇，並由高人氣的龜梨和也主演鏑木慶一。
染井在《小說寶石》月刊的本作出版感言裡說明，平成年間，全國的矯正設施（監獄、看守所、少年院）就有36人逃獄成功，幾乎每一年就會有一個逃獄犯，因此慶一的設定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有趣的是，即便警方、媒體鋪天蓋地地露臉通緝，民眾卻沒有發現逃犯就在自己身邊也是很常見的狀況。染井指出二○一八年就有一個照片張貼在四處的逃犯，偽裝成騎自行車環遊日本的旅人逃亡。由於他舉止極為自然，竟然讓與其接觸過的人都沒有產生懷疑。這起新聞令他印象深刻，也成為《正體》的構想來源。
而作者在小說中的企圖心更是宏大，藉由慶一喬裝周遊東京、長野、山形、千葉各地與人們相遇的旅程，逐一揭發在舉國歡騰奧運到來的和平表象下，跨入令和新時代那些依舊流竄在社會的罪惡與不公──和也的家鄉小鎮還存有「村八分」的戰前陋習；而那群為奧運場館拚死趕工的臨時工，沒有任何職災保障，是被政府遺棄的「做工的人」，惡劣的勞動環境相對於光鮮亮麗的場館顯得格外諷刺。
泡沫經濟崩壞以來的不景氣也長年浸蝕著中產階級的生活。節枝這些兼差賺取生活費的主婦因共同的煩惱「貧窮」向新興宗教求助，卻落入詐騙集團的陷阱，剝削中老年人等弱者的詐騙問題始終無法遏止；邁向超高齡社會後的長照機構資源匱乏更是重大危機，在欠缺人力的狀況下慶一能夠輕易地混進團體家屋內，倘若他真是心懷不軌的暴徒，失智長輩們的下場便如「相模原市身心障礙者福利院殺人案」般不堪設想。優秀的社會派在「議題」與「小說」的比重拿捏是關鍵，染井為人漂亮地捨棄長篇大論的說教或論理，將欲針砭的弊病力道適當地融入於流暢精彩的故事與對白中，寫作技巧著實叫筆者驚艷。
同樣由法官轉任律師的森炎，在二○一四年出版的《冤罪論：關於冤罪的一百種可能》裡整理冤罪事件，統整出日本製造出冤罪結構中的七大線索。其中第一項正是慶一遭遇的：「案件第一發現者被當成犯人」。一九七九年的熊本婦女強暴殺害事件、一九八八年的鶴見事件，都是在沒有證據下被告還是遭判死刑的案例。只被利用做單方面解讀的證人、警察暴力偵訊逼得的不實自白、檢方甚至律師只講結案灌輸不認罪會判死刑的耳語、以及法官一昧認同檢方訴求畫押的共犯結構正是日本冤罪形成的SOP。沒有呼籲再審的外力協助，慶一採用的最極端選擇「逃獄」，客觀來看竟是唯一自救的方式。少年的故事刻劃出先進大國僵化的制度悲哀，但追求正義的亡命之旅並不孤單，微小的他們推進了世界的轉動。
本文作者簡介／喬齊安
台灣犯罪作家聯會成員，百萬書評部落客，日韓劇、電影與足球專欄作家。本業為製作超過百本本土推理、奇幻、愛情等類型小說的出版業編輯，並成功售出相關電影、電視劇、遊戲之IP版權。興趣是文化內涵、社會議題的深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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