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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的世界──《前鋒新聞報導―王萬里與霍士圖探案》導讀/洪敘銘

【文/洪敍銘】

倘若我們沿著林佛兒先生對於台灣推理文學在地化歷程中,有關「社會性」一詞的界義及其範疇定錨:「利用主題和故事,揭發社會黑暗的一面,把人性醜陋的隱藏的部分,也揭露出來。」(林佛兒,2008)可知如何在「社會現實」的描述中,揚發「社會正義」的價值,成為十分重要的創作及探索焦點。


然而,這種對於當下社會環境―無論是地理性的景觀、集體性的社會氛圍乃至於心理狀態―的再現,總是會引發關於「真實地理」的討論,進而牽涉到「本土」一詞實際涵涉的範圍及其隱含的政治意義,同時也是迴盪在整個90年代推理文壇的話題。


《前鋒新聞報導―王萬里與霍士圖探案》一書的作者高雲章出身於《推理雜誌》世代,本書所收錄的五個短篇故事,雖風景各異,卻也涉及了上述有關敘事背景「挪移」的有趣現象。在〈水舞〉的後記,作者直言「將背景調回台灣」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為了更貼近現實」;這當然隨即引發「地理空間」和「現實」之間如何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被進一步勾連,也涉及本地讀者如何在敘事中產生「認同感」的議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的其他故事,不難發現作者特別擅長描繪異國風情,這或許與其的閱歷經驗有關,因此即便如〈祕方〉一篇,雖將故事背景設定為台灣,但其中作為重要關鍵的「火腿」與解謎後的真相揭露,都被賦予了如「義大利製作技術」、「歐洲鄉間農家」的異地關聯,看似逸出了楊照所言「尋求台灣社會為背景,在推理探案過程同時描繪、探索本土特定面相的作品」(1995:142)之範疇。


然而,筆者認為「在地」與否與「本土」意涵間的連結固然重要,卻不是唯一的探索徑路,無論林佛兒所說的「現實」或楊照所說的「特定面相」,或許都側面地描述了身為台灣讀者對於其身處社會環境的某種感知,透過小說家側重的筆法,放大或凸顯了某個部分的意義。


對本書而言,值得注意的反而不是穿梭不同國域的地理資訊,而是作者透過偵探之眼解開謎團後,所欲賦予,不論是對於兇手、被害人或關係人的同情和理解;要知道,在犯罪推理文學創作中,同情與理解並非偵探的責任,但在本書中,我們屢屢看見偵探在漂亮地解決案件後,並非瀟灑地轉身離開、投入下一個難解的案件,而是看似「多此一舉」地留下他們的關懷;這些關懷和案件的主體(謀殺)或許沒有非常直接的關聯(畢竟真相已水落石出),但偵探的不厭其煩,看似豁然實則細膩地同理他人的難題、苦痛與經驗,反而開啟了一種頗為特別的書寫型態,而更接近或更加細緻地描述了所謂「社會性」的可能。


此外,王萬里作為諸篇故事的核心人物,他的姿態與形象,各篇卻也有些微的不同,也成為閱讀本書過程中的一大樂趣。〈祕方〉與思婷名作〈一貼靈〉具有異曲同工的巧思,不過〈祕方〉的多線敘事結構顯得更為複雜,「祕方」的「得而復失」、「失而復得」驚喜地貼合著小說中的命案與失蹤案情節,跌宕起伏,偵探在此作中也展現出他游刃有餘的姿態,頗有「神探」的風采;〈水舞〉則略為碰觸「警政系統」的議題,特別的是在某種刻意的「表演」下,戲劇性地呈現出偵探如何通過戲謔演出與所謂「國家機器」的實質抗衡,以及在「公理/公正」下的折衝。


〈黃金雨〉和〈俄亥俄的河岸〉二篇,偵探雖仍然展現他過人的膽識、技能與智識,卻也有令人莞爾的「狼狽」時刻。〈黃金雨〉是本書最具「畫面動態感」的作品,特別的是,它與葉桑名作〈博士之死〉有著近乎同時期,對於「科技」的想像與實踐,在仿若電影動作片的情節推演中,偵探的理性包裹在感性的神話系譜中,反向地塑造出他的人性與血肉;〈俄亥俄的河岸〉有類同的動作情節,從公路到林間奔馳,特殊地形構出推理小說中少見的「警『匪』追逐」,除了與〈水舞〉一篇相似地呈現對於「警察」的挑戰的反思外,偵探對公權力的反動越激進,他所賦予的同情與關懷也越強烈,這也不斷地顯示在王萬里完全不畏懼「槍」的威脅,而更在意內在心靈觸動的許多敘述裡。


在前述諸篇中,讀者可以看見以偵探王萬里為中心的世界觀,作者為他塑造出兼具理性、叛逆又帶有孩子氣的活潑個性,透過維妙維肖的扮裝,展現出多元的人物形象與姿態,藉由偵探與書寫世界中的互動與對應,透露他(們)對於現實社會面向的關懷。在這個面向的討論上,〈旅鼠之年〉一篇是全書最具有「社會意圖」的小說,它實際對應著資訊愈加發達的現代社會中,可能存在或已然發生的「惡意」、「恐懼」,這些異常可能積累成難以名狀的殺意、沉默或病態的「滿足」,這些相對於案件本身更難解的氛圍,也讓偵探出現了少見的沮喪與自我懷疑,使得小說的背景即便不在台灣,卻也能產生與本土相同的警醒意義。


台灣推理文學的「在地化」是迴盪好幾個創作世代的話題,許多作家透過它們的創作,展現出不同表現形式、型態的嘗試。《前鋒新聞報導―王萬里與霍士圖探案》在作品的形製上,透過作者有意識的改作或改寫,加入了「貼近現實」的調整或改動,這讓異國異地與台灣間的地理書寫相互融涉、產生突破地域限制的可能;不過,本書更為重要的價值,在於作者透過偵探角色所欲表現出比彰顯「社會正義」、賦予「社會關懷」更進一步的「同情」與「理解」:他(們)當然關注社會現實與環境對「人」所造成的集體性影響,但在小說情節中,可以更加明顯地看見對「個體」的同理所衍生的互動、選擇與決定,這或許能讓本書暫時擺脫是否在地、是否本土的定義泥淖,跨越地域、國境地促使讀者藉由閱讀,反思我們(想要)的世界、社會與生活。


本文作者簡介/洪敘銘

台灣犯罪作家聯會成員,文創聚落策展人、文學研究者與編輯。主理「托海爾:地方與經驗研究室」,著有台灣推理研究專書《從「在地」到「台灣」:論「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理論與實務的連結:地方研究論述之外的「後場」〉等作,研究興趣以台灣推理文學發展史、小說的在地性詮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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