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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台灣犯罪文學.精選13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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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將於每一個年度,以不同的主題方向挑選出台灣犯罪文學的13部作品。2021年的主題是「台灣犯罪文學精選」,所選出的作品,是在台灣犯罪小說發展歷程與軌跡的回顧中,具有重要發展意義的作品。在此僅摘錄今年收錄作品的部分簡介,詳盡的導讀與評述文,敬請閱讀本期《詭祕客》犯罪文學專刊。(點選下方縮圖開始閱覽本年度的13作)

不過,在閱讀個別作品的評述前,仍有必要梳理台灣自1980年代至今(2021年)各個時期,台灣犯罪文學的場域中,發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有過如何的討論,每個階段當然都還有許多不能錯過的小說作品。特此節錄台灣犯罪文學研究者洪敍銘於《詭祕客》創刊號刊載之專文〈台灣本土犯罪小說的發展軌跡〉一文的部分內容,一同探索台灣的犯罪文學發展史。

台灣本土犯罪小說的發展軌跡

本文節錄自洪敍銘發表於2021《詭祕客》專文之部分內容

廣義的台灣犯罪小說,只要該作品在台灣發表,且在其文學書寫上,具有「犯罪」的具體情節或其延伸概念。許多研究指出,早期台灣以古典中文創作或日文創作的推理小說,都是廣義的源頭之一。

不過,若要談論屬於「本土犯罪」此一具狹義定義的類型,就必須考量台灣的歷史發展與地理環境的特殊條件,例如戰後文藝思潮、解嚴後的國際情勢、地方建設的開展與地方意識的強化,這些均促使各種文藝體裁的「本土化」轉向,在文字的書寫型態、作者創作身分及發表場域上,也產生了較狹義的定義,此即楊照(1995:142)指出的「描繪、探索『本土特定面相』」,藉以對應當時的台灣社會環境,並與其他外來的文學類型或體裁,產生根本性的區隔;於此同時,出版禁令的逐漸鬆綁,也讓屬於台灣本土的犯罪文學有了更多的發表空間,產生一些以文學創作為主體的社群。

在此視域下,被譽為「台灣推理第一人」的林佛兒主導的林白出版社、《推理》雜誌、林佛兒推理小說獎,提供台灣犯罪文學發表、成長茁壯的園地,也是台灣犯罪小說積極展現「本土性」特徵的起點。

 1、1980年代:人性與社會現實的關注

1980-1990年代的台灣犯罪文學的主旋律,大抵環繞在以林佛兒為核心的社群網絡與出版資源;值得注意的是,林佛兒的短篇〈人猿之死〉1978年於《自立晚報》、中篇〈島嶼謀殺案〉1981年於《中國時報》美洲版等報紙連載,是目前研究考察中,結構相對完整,也較為人所知的台灣犯罪小說之一;1984年《島嶼謀殺案》於林白出版單行本,也是台灣第一本實質上具有當代本土性的犯罪小說。

1984年《推理》雜誌創刊,更創造了台灣本土作家專屬的創作空間,除了作家外,亦涵括許多如葉石濤、黃鈞浩、傅博、景翔等評論大家,使犯罪文學的創作蔚為風潮;如溫瑞安少見的犯罪小說《殺人》(1986)、被寄予厚望的林崇漢《收藏家的情人》(1986)、思婷以中國為背景的多個短篇作品,都曾發表於《推理》;而林白除了推出這些作家於《推理》刊載的短篇選外,杜文靖《情繭》(1986)、林佛兒《美人捲珠簾》(1987)兩本長篇推理的問世,更是當時時興的短篇創作風潮中,相當少見且珍貴的作品。(同期尚有林崇漢於希代出版的《從黑暗中來》[1986]、杜文靖於五千年出版的《墜落的火球》[1987]兩作)

1980-1990年代的台灣犯罪小說,幾無例外地展現出相似的核心命題,即「利用主題和故事,揭發社會黑暗的一面,把人性醜陋的隱藏的部分,也揭露出來,讓社會儘快達到公道正義的境界,至少,要有一股和黑暗抗衡的光明力量。」(林佛兒,2008:80)因為這種強烈的意識,使小說著重於揭發人性真實與社會醜陋的面向。

2、1990年代:「文學性/通俗性」的界線之爭

1980-1990年代對日本社會派推理的引進,逐漸形構出以社會性書寫為主,旨在揭露社會現象與事件,揚發社會公道與正義的典範模式,在台灣犯罪文學場域內部,有關「文學/通俗」的取捨和辯證,則是進入1990年代後最被關注的面向。

早在1980年代中期,鍾肇政、苦苓、陳寧貴等人即已描述當時一種「用推理小說形式,來表現純文學」(陳寧貴,1985:13)的範式;1980年以降的台灣犯罪小說,似乎被預設或被期待成為「提升通俗文學水準」的表現形式,原因正是「文學」可以深化「通俗性」的內涵,在這樣的視域下,此一時期的犯罪文學,存在某種朝向純文學靠近的創作傾向。

當時可稱為「文壇盟主」的林佛兒,分別在1985年、1992年針對這樣的議題發表了他的看法,具體來說,他認為以推理為主流的台灣大眾文學不能僅用「通俗」、「娛樂」的世俗眼光視之,「推理小說也是文學的一種」(林佛兒,1985:21)表明了「文學性」對於小說創作的重要指標意義;然而,他雖一方面強調推理小說透過邏輯與知識系統而推演的條件,實際上是調和純文學與通俗文學,或說文學性與大眾性的獨特類型(林佛兒,1992:326)。

1993年楊照與陳銘清在「文學性/通俗性」議題上的論戰,除了擴及到當時在線的不少作家外,也牽涉到更深層的內容層面,「何謂本土?」「怎樣在地?」成為此一時期討論最為熱烈的話題。


3、2000年前期:本格復興

時報百萬小說獎後,00世代作家對台灣犯罪文學「路線」爭奪的具體回應,在於如何對主流純文學價值實現反動,並進一步建構新的文學中心——復興本格。

這些新作者們的成長年代,仍十分仰賴報章雜誌等紙本載體,而當時文壇上最能看見、被接受的文體,並非血本純正的「本格」系譜,這種錯置所引發的焦慮,使得早期台灣犯罪文學的發展歷程,原本期待藉著「社會性」凸顯「本土特殊性」與「台灣主體性」,並完成其在地化的目標落空;也因此,我們也能弔詭地看見他們焦慮的來源與不滿的爆發,除了對當時的「純文學」場域外,竟也擴及前輩作家──1980年代以降台灣犯罪文學主流價值的象徵。

4、2000年後期:本格如何「在地化」?

本格復興的新浪潮,可謂席捲了台灣犯罪文壇,加上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的日益發達,不同於紙本載體的傳媒日新月異,一時間確實有種天翻地覆的氣象。

然而,台灣對於本格的接受,卻不如想像中的順利,一方面仍然因為網路所帶來的劃時代革命,改變了知識傳播的途徑,過往以特定出版社、文學雜誌、文學獎為核心的社群網絡影響力日漸式微,犯罪文學作家轉投入長篇創作,拉長了新作品發表的時間,以致於2000年前期的出版數量,竟有銳減的趨勢;另一方面,儘管「復興本格」意圖翻轉的是台灣起初「變格」輸入的錯位(陳國偉,2010:41;2013:55),但對整體台灣犯罪文學的發展而言,「本土」界義、「本土特殊面相」的追求,卻彷若內植基因一般,不可避免地受到重視甚或推崇,在文本的精神內裡和創作手法或技巧上,貼近當前社會環境,並試圖呈顯探索和反省,這種具有「時代意義」、與「社會脈動」的連結傾向,讓此一時期的本格書寫,有了不盡相同的轉化。

2006年,林斯諺(2006:9)提出「本土性」除了與地域相關外,也牽涉本土的精神及意識層次,甚至帶有批判意味,然而「本土性」的範疇,在於與「台灣」相關質素的緊密扣連。這樣的論點,快速地將「本土/本土性」和「台灣」相互連結,不符合此定義的作品也就自然地被排除在本土創作的範疇;換言之,通過台灣的地域環境與社會精神意識連結「本土」,產生較為積極的社會功用,也讓台灣犯罪文學中的「本土」與「現時」得以相互對照的思考徑路;吳哲硯(2006:14)則進一步說明,在敘事情節與結構上,作者可以充分運用台灣特有的人、事、時、地、物,來調動讀者的本土心理原型,進而召喚出本土的國族寓言。這些討論,在「本格復興」的時代裡,添加了不少弦外之音。

52010年(一):呼之欲出的台灣21世紀本格

日本文壇巨擘島田莊司曾在訪談中說:「倘若推理小說創作者只為了迎合影視觀眾群,大量融入愛情、金錢、權力鬥爭等一般觀眾愛看的劇情,卻忽略了本格推理真正應該具備的要素,那麼我非常擔心本格推理會在日本逐漸消失。」島田莊司在日本境外推動「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並說明其核心理念是「假使日本的推理小說創作者逐漸偏離本格的正軌,那麼轉向國外尋找其他語言的本格推理創作人才,絕對是值得一試的。」(周若珍,2011)

2009年「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創立,由島田莊司親自評選,參獎作品亦必須符合「島田老師對本格推理的定義」,即必須經歷「謎題/謎團」到「解謎過程」,以及辨識本格的關鍵元素與氣氛,且「能把犯人的推理、曖昧不清的事件順暢說明」(既晴,2005:115-116),「推理性」作為小說創作的核心焦點,被認為是日本新本格系譜的延伸。

因島田莊司的號召,加上更多元的出版機會,許多台灣作家投入徵獎,並藉由「島田美學特色」轉譯在地的「島田想像」(陳國偉,2011:71);當然,對島田式的「新本格」而言,本格之「新」及其未來發展,必然與更新的科技元素的置入相應。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日本新本格元年的1987年,彼時電腦、網路、醫學、科學乃至於哲學思考與研究,都呈現一種對於未來的、未知的推測,這些推測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而且在這二、三十年間(也就是島田獎進行海外徵選之時)一一「實現」與「應驗」,因此島田式「新本格」的實踐,維繫或關注這種對更未來的科技與世界的探索,歷屆徵獎作品中,可見此一書寫形式的推理敘事的崛起,且逐漸在台灣犯罪文壇與其出版行銷中,佔據了主流的發言位置,緣此而來的「台灣21世紀本格」,短時間就成為這個年代的創作主軸。


6、2010年(二):島田獎外的犯罪百態
島田獎所引動的犯罪小說創作能量相當可觀,也讓台灣的眾家出版社,開始有了更積極、主動的犯罪小說出版計畫。除了最初主辦的皇冠文化外,秀威資訊於2015年底打造「要推理」書系,至2020年底已出版69本(至今已累積超過90本),以每月平均超過1本的出版速度,一躍成為台灣犯罪文學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而尖端文化也在既有的翻譯作品引介和輕小說的出版基礎下,以「逆思流」系列有計畫性地推出犯罪小說作品,獨特的選書視角和書封包裝的策略,更加吸引讀者的目光;此外,延續2000年的「人狼城文學獎」,前身為「台灣推理俱樂部」的台灣推理作家協會,也以年度文學獎的方式,發掘新的作者與優秀的短篇作品,讓此一時期的台灣犯罪文壇進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格局。

7、2020年:疫情下的台灣犯罪文學

2019年底,新冠肺炎(COVID-19)迅速蔓延全世界,改變了當代社會中各種社交活動、經濟發展,更可見各地因隔離、封城、鎖國對整體社會、人際關係造成的巨大影響,身心靈的桎梏,深層的恐懼、無助,以及無止盡的迷茫、苦悶和困惑,社會的動盪與國際情勢的失衡,這些主題已漸漸地發生於世界各地的各種文學體裁中。在台灣犯罪文壇,既晴《城境之雨》(2020)、提子墨《浮動世界》(2020)、游善鈞《空繭》(2021)或多或少地探索城市街道、社會福利乃至於世界觀的形態變化,傳達幾乎是專屬於這個時間世代的共同語境與人性轉折。

不過,疫情雖然造成人際間實體交流的困難,卻似乎沒有太過影響多元奔放的創作榮景,觀看2020-2021年的台灣犯罪文壇創作能量豐沛。在疫情的時空背景下,《筷:怪談競演奇物語》以「跨域」、「跨境」的創作企劃,拉開了別開生面的序幕,讓讀者可以看見更多國境與國境間的探索和創意激盪,在尚未能看見疫情盡頭的此刻,萌發出不同的想像與構想。
 
而秀霖(《阿罩霧戰記》,2020)、張國立(《乩童警探》,2020、2021)、游善鈞(《瞬間正義》,2020;《空繭》,2021)、天地無限(《滯留結界的無辜者》,2021)等文壇健將推出新作,他們的寫作視角也更偏向現時,關懷面向也更加深沉,許多在台灣犯罪文學發展史中堪稱經典的作品,也紛紛推出更臻完善的修訂本;而備受期待的青年作家,如沙棠、八千子、楓雨、千晴、沙承橦.克狼,也充分掌握資訊世代的優勢,延伸他們所各自擅長的書寫世界,持續透過作品累積創作經驗,或許能在台灣犯罪文學發展邁向第三個20年的進程中,漸漸取得某些重啟「典範轉移」的話語權力。


8、未盡的小結

「使台灣早日出現能媲美江戶川亂步或克莉絲蒂等偉大作家的人物,讓我們的推理小說迷不再受『崇洋媚外』之議。」(巫姿慧,1988:17)如咒語一般,成為台灣本土犯罪文學發展至今四十多年的歷程中,最揮之不去、也是最漫長的追求;「自己的」範疇,必然需要先回應與「別人的」分野。透過對「本土」的狹義定義而生產的地方認同意識與主體性,確實是自1980年代以來所有論爭的核心;跨國犯罪文學的交流以及IP的異軍突起,讓這樣的界線看似有些鬆動,更新一世代的作家也許可以沒有包袱地、自由地書寫他們生命裡、日常中的各種犯罪想像與事件,或許反而更能擴展或深究「台灣」的地理或心理框限;不論如何,在那之前,理解與回顧台灣犯罪文學的發展歷史與軌跡,總是一條能夠嘗試找出解答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