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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結局的「驚喜」:〈死吻〉與本土性的實踐

【文/賴特】

 

2000年以降的這一個台灣犯罪文學世代中,林斯諺是較早意識到犯罪文學的創作,必然牽涉到所謂「本土」精神或意識,並有必要進行回應的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陳嘉振《布袋戲殺人事件》出版,「本土推理」的體裁乍看橫空出世之時,這些與「台灣」相關質素的緊密扣連的本土元素,不僅只是表現了我們所身處的地域環境,更多的時候,更帶有些許批判或反省的意味。


這確實是時今嘗試回顧以2000年為界的「新/舊」推理世代書寫的重要線索:推理情節中所附加的本土元素(不論是否對案件推展有具體影響),它的意義,究竟是作為一種警示,告誡世人那個最壞的時代雖已過去,但卻殷鑑不遠?或者,本土性的出現作用,竟是某種基於現實生活延展出的「近未來預言」?


我們雖不難在各個書寫階段的台灣犯罪文學創作中,找到一些相應的例子,但在另一方面,當「新本土」越來越被被賦予了某種「本格式」與「社會式」書寫的折衷或調和,並成為重要發展方向時,這種對於「本土性」的檢視甚或再定義,也就成為所有作家與評論者都需要共同面對、嘗試推理與「解謎」的問題。


林斯諺的創作受到他長年所受的哲學訓練影響,他豐富的產量,也提供了有關「本土實踐」的討論或研究基礎;綜觀他的寫作歷程,不難發現林斯諺寫作中幾個不曾迴避的重點:戀愛心理的日常探索、虛實的謎詭經營、人性心理的邏輯辯證及驚喜的翻轉。有趣的是,他所出版的長篇推理或中、短篇集結作品,往往並非按照創作時間順序,且多會經過大幅度的改寫,這對讀者而言,雖不啻是一種閱讀的驚喜,但或許對於林斯諺來說,推理敘事中本土書寫面向的轉移,也能隨產生另一種承先啟後的延續性。


收錄於《床鬼》一書的〈死吻〉,其敘事軸線,頗有林斯諺早期的創作風格,以青春校園的人際關係與情感流動為主題,實際上碰觸的是「愛情」這個處於求學時期的人們時常逢受的日常之謎;整篇小說從無故在名為「華夏爵邸」的陰森公寓裡的失蹤謎團開場,就讀歷史系的主角平凡內向、老實羞澀,受到可愛嬌羞又活潑開朗的麗雯吸引,一步步走進謎霧的中心:「荒涼的環境」、「陰沉的大樓」、「陰暗的樓梯間」、「突然跳躍的黑色物體」、「身後輕柔的聲響」,這些層層疊加的詭異感,最終在麗雯與她的室友們露出猙獰兇殘的真面目,在狂風暴雨的深夜裡戛然而止。


這些對於特殊建築物的設定,大抵上延續著「暴風雨山莊」式的書寫方向,通往充滿「廢棄空屋」、「空地」、「樹林雜草」、「垃圾」的「市郊」,由外部空間的髒亂與偏僻,向內營造建築物內部空間的「陰暗」、「壓迫感」、「詭異感」、「幻覺」,在同屬於早期創作的中篇〈影子的戀人〉,以及較晚的長篇《假面殺機》、《淚水狂魔》、《無名之女》等作中,均可見相當類近的手法;但不同的是,〈死吻〉及〈影子的戀人〉,或多或少都反映出當時大學生面臨的惡劣住宿條件、漠視居住安全基本需求的房東等,而帶有對創作當下的社會書寫之傾向;然而在較晚的作品中,這些不論建築物內外的塑造,更意圖進一步地通過虛實地理空間的交錯,延展創作時間與敘事時間的錯動層次,邁向某種對近未來空間地理的想像。


此外,〈死吻〉中展現出的逆轉驚喜,除了是整個故事情節,從有屍體的「有血」推理,跳躍到無犯罪的「無血」推理外,從凶殺案現場轉夕成為《初吻》攝影現場,再如剪接一般進入所謂拍攝的「拍攝」的過程,不僅頗有向1990年代余心樂〈情人節的推理〉致敬的意味,在林斯諺較晚的長篇著作,如《馬雅任務》、《無名之女》中,也都可以一再地看見「翻了又翻」的真相與解答;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看似相近的翻轉結局的模式中,林斯諺究竟想要「搖晃」出哪些人性或心理的探索,卻也產生了不同。


〈死吻〉最終的結局,其貌不揚的男主角留下了深沉的猜疑——這整場精心籌畫的謀殺「劇」碼,會不會也是為了掩飾對愛情的利用、背叛而搬演的另一齣戲?「我只是工具」的自我呢喃,反向地指出了主角在愛情關係中的自卑、被動甚或單戀,而這場遲來的「真相」,事實上開啟了另一個日常性的謎題;但在較晚的推理作品中,可以明顯地發現,翻轉結局所意圖探討的人際關係與狀態,雖然仍然執著於人與人之間單向、雙向乃至於多向的心理辯證,但卻能更深入到性、愛/身體、心靈的本質層面,彷若書中的主角及其思維,也隨著作者一同在時間中成長。


總的來說,〈死吻〉作為林斯諺早期創作的推理短篇,雖經由重新修潤改寫,以新的面貌問世,卻已然可以發現他的書寫特徵,不失為理解其後續作品的途徑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從青澀的校園愛情故事展開解謎探索,發掘生活環境周遭的現實景況,藉以探知那個時間斷面的社會樣貌;這一層次的社會性書寫,在時今以回顧的觀點,重新閱覽林斯諺創作歷程時所能獲得的另一種收穫;2016年林斯諺在《無臉之城》的推薦序中,特別提到「讓故事嵌合在台灣的時空之中」一語,可說是相當直接地與「名符其實的『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化意義,竟重回「我們期待他(林崇漢)從『八○年代的台灣』這樣的時空中發揮他的長才……」這段瀰漫在1980-90年代推理文壇的「本土」意識的探索與期待產生連結,這也讓不同的台灣犯罪文學世代之間,有了對話的可能。


(本文原載於《床鬼》[臺北:要有光,2017],頁209-213。經修訂後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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