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提子墨】
有人說，小說是反映當代局勢的萬花筒，是作者嘲諷世態炎涼的照妖鏡。那麼，你是否從這幾年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或是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上，推理、驚悚與懸疑類的小說中觀察到什麼語彙或現象？
我個人的淺見，無論是這幾年幾位歐美新銳作家所一鳴驚人的社區謎團，或政治詭計類型的暢銷書，幾乎都圍繞在「對人事物的信任崩盤」、「對國家危機意識覺醒」的恐慌感。
這或許是近年來歐美各地發生過太多起恐怖攻擊事件，那些穿梭在鬧區人群之間毫不起眼的背包客，有時可能就是炸死上百上千名無辜遇難者的炸彈客，而導致普羅大眾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徹底瓦解，也讓歐美作家們有感而發創作出那些探討信任與安全感的題材。
相對之下，我們比較少在華文驚悚或懸疑小說中，閱讀到這類與世界局勢脈動息息相關的作品，就算是牽涉到虛構政府或黨派的題材好像也因敏感而不太常見。或許是東西方風土民情的差異，甚至是語言與溝通的模式不同，造就出同樣是犯罪小說卻在思維及語法上迴異的表訴。
在西方的職場上，我常發現洋同事之間在工作上直來直往，有時對長官也會直言不諱的指正，大家對這類良性的互動也多是習以為常；而回到東方的職場，那些直截了當則可能讓自己成為眾矢之的，或是被封上「不長眼」、「狀況外」與「出風頭」的職場大忌。
這種在言語表達上需要婉轉（或拐彎抹角）的亞洲民族性，也顯而易見出現在我們的寫作模式上，有時兜兜轉轉了好幾頁才釋放出一丁點線索，那個線索還有可能是個錯誤訊息，亦或是所謂的「敘述性詭計」，最重要的是結局還要安排一個出乎意料的「回馬槍」，那樣的公式才能讓讀者大呼過癮。
儘管敘述性詭計源自於歐美推理小說中，最著名的當然就是阿加莎．克莉絲蒂的《羅傑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不過歐美新一代的推理小說家好像不太崇尚敘述性詭計，為什麼？我曾經以忠實粉絲的身份，私訊過《費雪小姐探案》（Miss Fisher's Murder Mysteries）的澳洲推理女作家凱芮．格林伍德（Kerry Greenwood），詢問對敘述性詭計的疑問。這位大嬸級的作家倒是幾句話道破我心中的迷思！她回答：
「如果你對自己的驚悚或懸疑小說有所期許，希望日後能夠改編成電視或電影，那麼下筆前就需要深思那些文字上的詭計，是否能夠輕易被影像化？」
那幾句簡短的回覆讓我恍然大悟，難怪在《費雪小姐探案》的系列小說中，我不記得格林伍德有使用過任何敘述性詭計。畢竟現今的歐美作家們，誰不希望自己的犯罪小說能夠被好萊塢相中，然後登上小螢幕或大銀幕上，進而帶動小說第二波的銷售量。
在我同時涉獵歐美與亞洲小說的閱讀經驗中，淺薄的觀察認為歐美的類型小說在懸疑、驚悚和解謎類小說的界線，已經有些模糊了。近來，甚至在亞洲市場上很常見的刑警或警官的經典題材，在架上更是屈指可數少得可憐，相形之下前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以及國家安全危機的推理懸疑小說則如雨後春筍。
舉如前幾年的《The Good Neighbor》，是阿加莎迷A. J. Banner的第一本推理懸疑小說。而兩、三年前《The Short Drop》，則是華盛頓州某私立高中老師Matthew FitzSimmons的首部作品。《The Good Neighbor》的故事背景是一座在華盛頓州美麗與平靜的夢想社區Shadow Cove，那裡有著一群看起來平凡與和諧的鄰居。女主角的家庭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被摧毀，在她與夫婿重建破碎的家園時，卻意外發現了驚人的秘密。原來那些過往她所信任的好鄰居、好朋友與自己的婚姻，在完美的表象之下都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恐怖秘密，甚至危及她的人身安全。
那種莫名的恐懼感讓她開始懷疑，難道我們真的認識身邊那些自以為可以信賴的人事物嗎？《The Good Neighbor》被譽為是繼《控制》（Gone Girl）之後，下一本會掀起狂潮的社區謎團類型小說。
之前穩居驚悚懸疑類榜首的《The Short Drop》則是描述一起十年間都未曾偵破的失蹤案，當年曾貴為前參議員的知名副總裁，突然在一夜之間人間蒸發，只留下一名十四歲的女兒蘇姍娜。在失蹤十週年之際，與蘇姍娜情同姐弟的駭客好友，接獲當年那位前參議員的安全部門組長的委託，並且以持有新物證為由希望他協助秘密調查。
駭客神探吉布森運用現今的軍事與電腦網路科技，挖出了當年豪門家族之間，與國家政治角力之下的案情真相，也讓自己陷入了不可預知的網路危機。這位新手犯罪作家在首作躍上排行榜榜首之後，也宣布這本以駭客神探為題材的小說，將會是一個探案的新系列。這兩本文壇新人的小說甫出版，就沖上了亞馬遜書榜推理、驚悚與懸疑類的前十名，尤其是《The Short Drop》更是在短短幾日穩居榜首。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緊扣住世人當前最恐懼的「信任與安全危機」！（原載於 博客來OK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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