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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紀本格的現時關懷──《神的載體》

【文/賴特】

 

台灣推理小說的「21世紀本格」定義,源於島田莊司認為在本格敘事中,置入更新的科技元素的「新本格」的想像。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作為日本新本格元年,彼時電腦、網路、醫學、科學乃至於哲學思考與研究,都是一種想像未來,卻又具備一定理論基礎的推測,而在其後的二、三十年間實現。


時至今日,島田式「新本格」的實踐,仍關注對未來科技世界的探索,並逐漸成為許多書寫實踐與其行銷的創作方向。不少評論者認為,這些對島田的「譯寫」,毋寧開展台灣推理的多元可能,進而為推理界帶來新的氣象,然而弔詭的是,它所帶來的危險,卻又導回1980-90年代台灣推理文壇對於「台灣」主體性失落的焦慮。


《神的載體》在其小說背景、人物關係及詭計設置中,可以清楚看見21世紀本格的追尋及「反烏托邦世界」的超越:透過《創世紀》神話創造伊甸(Eden),卻又告訴讀者尖端科技的「反叛」,始終來自於人類「理性」的偏差。


這些在科幻電影中的常見題材表現於《神的載體》對「不可能犯罪」的執迷,特別是「人工智慧」、「虛擬空間」、「記憶晶片」等理論基礎及其具象化(文字化)上。


不過,偵探吳浩鋒從未通過「科技基礎測驗」,且在近未來時代中,仍使用「封面老舊」的「筆記本」的特出,然而他最終仍須倚賴未來科技的「載體」始能一窺真相,推升小說的「未來感」,成就台灣發展21世紀本格推理的一大特點。


可是不論作者所設定的時代背景以及操作的科技想像如何「未來」,關於謀殺的根本,始終是人的「惡」——貪瀆、貪婪、私欲;換言之,作者意圖藉推理敘事傳達的,並不只是無法控制也不受控制的未來科技(與「天才」)造成的悲劇,而是不因時代背景而異的關懷


這一點,與作者在小說中置入了大量的時事、新聞議題密切扣連,從台灣推理的發展歷程來看,「社會」作為本格敘事基底逐漸成為一種模式,且這個「社會」也越來越靠近作者(及讀者)所生活的「這個」時代。


換言之,未來感的破滅勢必成為被某種程度「除魅」之因,終究源自作者期待透過書寫傳達對當前社會的關注;從犯罪的「不可能」到「可能」,展現台灣推理的現實面向,產生與其他類型文學不盡相同的特徵——反映現時中的社會與人群。


《神的載體》更深一層的懸疑,在於作者在小說終章放棄了偵探「解釋」真相的唯一權力,而讓未來科技反叛所產生的「雙向錯覺」——一方面那確實是基於科學理論對近未來的合理推測,另一方面,讀者卻難以分辨最終「決鬥」人物究竟代表著現在(2016)或近未來(2030)的主體?但不論如何,訴說「真相」者的多重轉換,勢必通過作者創造的科技始得完成。


由此延伸至空間的觀看,全書有許多如T、S、W等代號,看似對小說城市進行架空世界的構造,卻留下「T大學歷史悠久,學生數是全國第一,想當然耳也是全國第一志願」、「T大學周遭人口稠密,……街道馬路皆壅塞嚴重、甚或人車爭道糾紛不斷險象環生」(148)兩段線索,配合「很久以前,這條路的兩旁種了一整排椰子樹」(149)的回顧,作為台灣讀者都能聯想到台大,正好對應不少推理作品向來以「T」替代「台北」的習慣。


然而真正的重點,並不在於這些代號指涉的真實地方與場所,而是台灣推理發展21世紀本格時,為何需要在一個趨近於架空的近未來世界中置入這層台灣的「關聯」,進而召喚讀者的「印象」?


這回應了「在地化」的追求,意即《神的載體》雖因其先天因素歸入「島田」系譜,但仍因敘事中時代與空間的台灣性連結,產生「本土書系」的積極意義。


也因此,《神的載體》最大的難處,必然是如何處理未來想像(科技理論的解說與新型機器的使用經驗表述)及對現時/實情境的回應,如吳浩鋒進入「pavo house」時感知「都市傳說」般超乎想像的經歷(205),卻又隨即自覺「明明是虛擬的空間,一切卻如此真實」(225),造成其未來世界建構的錯亂。


此外,城市充滿「計程車」、「捷運站」,建築內「時常故障的電梯」、「金屬製防盜鍊」,黑幫佔據公共空間、記者推擠採訪獨家新聞等,雖表現出對當前社會的「共鳴」,但安置於「近未來」的想像世界(包含科發所、人科所、The One公司、虛擬空間的Eden、Eva、機器人、資料庫Walking Shadow、Spider Collection),卻也同樣產生跳躍與混亂。


雷鈞提到書中「顯得理所當然的未來世界」,即呈顯出《神的載體》對「這個時代」的讀者的召喚及相應的矛盾,然而《神的載體》仍因它的「超越」——那個透過科技將偵探的話語權交還給「神」——的嘗試,在台灣推理界持續譯寫21世紀本格的歷程中產生翻轉,並且在其書寫策略中,展現出對現時社會的關懷可能。


(本文原載於《文訊》2016年7月號。頁194-195。經修正後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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