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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驚喜」,兩種「意外」──《聖靈守護之地》

【文/賴特】

 

在台灣犯罪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很難不去關注「21世紀本格」對台灣推理文壇的影響。「21世紀本格」誠然是由島田莊司提出,並藉由「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輸入台灣的概念,但這種影響實是雙向的,越來越多新出版的台灣推理小說,即便其背景並非所謂的「島田系譜」,卻仍在其敘事中發現類似的身影。


在「21世紀本格」定義下,未來科技與世界的探索與實踐,如何在台灣「在地化」,進而成為「台灣推理」的書系,一直是被持續討論卻始終沒有定論的議題。閱讀這些小說,總可以獲得不少「驚喜」與「意外」,尤其是作家們對這種日式「新本格」的在地化實踐,逐漸流衍成一種「套式」,這種套式並非全然是情節內容的共同模式,而是藉以探知現今台灣犯罪文學所關注的敘事發展與走向。


凌徹《聖靈守護之地》的「驚喜」,莫過於他作為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的徵獎作品,卻不意圖創造「未來世界」,因此不論小說的背景、情節的時序、城市的場景,都明顯表現出「現時」的描述及其景觀(如捷運站、路邊的停車格、酒吧、巷內四層樓的公寓、鐵門與門鈴,當然也包含對「警察」、「駭客」一體兩面的敬意與恐懼);或者說,「時間性」似乎不是作者真正想要處理的重點(儘管在人物對話間,出現不少具體的時間指向,但這些時間似乎不真的必要發生在「今年是2016年」,甚至發生在已過去的2014、2015年甚或近未來、未來都可以),這層設定,似乎打破了21世紀本格對「未來感」的執著。


更深層來看,小說中的任一場景都不具有「未來感」,即使最具所謂「科技」想像的火星移民計畫中的實驗型農場,都一再地被強調那和「一般」農場具有相同的機能(而且缺乏了實際的景象描述);更重要的是,參與實驗計畫的人,雖然知道自己受到監控,卻也因為這些監控系統的「如常」,而未表現出任何對「未知」的驚詫、敵意或其他心理反應;然而這種理應出現的,現時/未來的反差所帶給小說人物的「情緒」,卻正好是其他作家們習以運用來設計、調度謎團、解謎及推理性最好的元素,這也充分地表現出《聖靈守護之地》的特殊之處。


那麼,為何我們仍要以21世紀本格的視域觀看《聖靈守護之地》?


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作者嘗試了一個困難的挑戰——如何通過一個非「未來」的設定,構成一個終究「被解謎」的「不可能犯罪」(而且這個犯罪還弔詭地需要和「新科技」相關)。


這促成了《聖靈守護之地》的第一種「意外」——「換心手術」。


作者並未遺忘他對整本小說某種程度上的「去未來感」設定,「心臟移植」在現今的醫學上,已不是天方夜譚(甚至作者還舉了《列子》,加強「換心」的「現實感」),但有趣的是,小說情節中的殺人謎團,卻與人物間各自換心手術奇異的巧合密切相關,而且這個巧合還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靈魂轉移」的可能,偵探在推理案件的過程中,不斷嘗試找出「記憶有可能在心臟的移植中,也同時轉移給接受心臟的人?」的解答(149),對他而言最為超現實與詭異的,即是小說所敘寫的:


梁明翰所移植的,並不只是被害者的心臟,同時也是殺人犯的心臟。……既然他移植的是殺人犯的心臟,那麼或許也就會變成殺人犯了吧。(151)
你們移植的是殺人犯與被害者的心臟,繼承的是殺人犯與被害者的記憶。(215)

也就是說,移植者會不會因為「換心」,而「繼承」捐贈者的「記憶」,甚至轉變了移植手術前的既有「人格」——成為「另一個人(捐贈者)」?即便作者透過偵探的對話,強調靈魂轉移並不「罕見」,但卻又自覺這些案例缺乏所謂「科學理論」的支持,使得「換心」所可能致使的「靈魂轉移」或「人格交換」,成為另一種「未來感」想像,而作者在小說初章已開宗明義地透過「惡夢」,表明記憶與人格的轉移和交換的必然存在(亦才有可能推動情節與推理敘事),而形構「不可能犯罪」的「幻覺」。


正因為推理小說不可能(也不被允許)真的出現所謂「不可能殺人」,所有的案件最終都必須被「合理」(而且是合於現時的讀者能夠接受的「理」)解釋,使得這個文類存在著不同於科幻小說的主體性與辨識度,也讓推理敘事具有可以進一步辯證的可能。


《聖靈守護之地》意外地未從「該回去心臟的家,還是身體的家」(161)的思考開展如林斯諺《無名之女》的「換腦」詭計,回到一個調度身體/靈魂二分的主題,因為對《無名之女》中被換腦者而言,腦的交換因等同身體的重新「組裝」,展現出無可「復原」的「錯置」,進而塑造益加的「恐怖」;但《聖靈守護之地》中竟讓換新者分別在各自的「談話」後,就「矯正」了心臟移植所造成的「偏差」(226、262),產生「可逆性」,意即這種「偏差」或「損害」在一般的情境下只是「暫時」的,真正的恐怖,反而來自於「為數龐大的心臟,每一個都放在方盒裡,浸泡在維持生命的異體中,無聲地跳動著……那裡存在的並不只是心臟,而是許許多多的靈魂……」(258)所描述、想像的鬼魅場景。


換個角度來說,在小說情節中,雖存在於心臟中的「靈魂」可能改變「人格」(因而才有「聖靈守護之地」),但並不真的有人直接死於因「靈魂轉移」或「人格交換」而造成的謀殺事件中,這自然由於作者對整本小說背景「去未來感」的設定,使推理敘事必然無法脫離「常理」,畢竟現時/實裡不真的存在著這樣的醫學案例;但小說的最終卻引發了另一種無限迴圈懸疑,那麼,「換心」究竟是否會一併地轉移記憶甚或人格?就成為本書最巨大亦是最重要的懸疑根源。


作者並沒有解決他所形構的謎團——以「惡夢」作為移植者認知到他們可能繼承或轉換了移植者記憶與人格的橋樑之意義,也就是說,不論這種繼承與轉換的成立與否(我們可以嘗試從林斯諺《馬雅任務》、寵物先生《虛擬街頭漂流記》二書中找到相應的對比),偵探解開殺人謎團的同時,也將會同步地破解他們所設置的核心詭計,如《無名之女》或游善鈞《神的載體》的敘事中,作者或讀者能夠「合理化」其情節敘事的原因,事實上源自於其預設的未來或近未來世界,以及對應的科技、知識譜系。而《聖靈守護之地》的懸而未決,甚至是偵探(作者)遺留給讀者的「追問」,雖然不無可能形成另一種反思和餘韻,卻仍然在回顧小說中諸多情節時,顯現出不少扞格。


另一種「意外」,即是小說中的「火星移民計畫」及相應而生的「實驗型農場」與現實的某種「虛實交錯」。


2013年荷蘭私人企業推出「火星一號計畫」(Mars One),宣稱將會在2024年將若干人移民火星,在他們公開招募人選的電子郵件中,也明確標明了申請資格、條件,以及「候選人將在受雇於本公司期間,接受長達 8 年的最低生存技能訓練」的內容,同時,「火星一號計畫」是一趟沒有回程的「單程旅程」,因而引起關於「有去無回」的倫理探討,因此《聖靈守護之地》中的實驗型農場,以及伍英智、梁明翰、許仲濤的「回來」及其情節開展,雖不必然如實存在,但卻有了「模擬」的基底——與「創造」不同的是,它可能更接近「真實」。


然而,2015年「火星一號計畫」被揭露竟是一起商業騙局,目的在於騙取報名費。也就是說,「火星移民計畫」實際上並不存在,卻在《聖靈守護之地》「成真」,究竟隱含什麼意義?換言之,作者「模擬」的「真實」本身,早已驗明「騙局」的正身,那麼這種模擬,究竟只是一種挪用來作為小說場景的背景設定(因其充滿科/幻想像),或者作者意圖藉由虛/實間的對應,更直截地表現出對「聖靈守護之地」真切期望的反諷?


朝這個方向思考,如果小說中的跨國公司、火星移民計畫、實驗型農場就像「火星一號計畫」也是一場「騙局」,那麼《聖靈守護之地》意圖解謎的就不再是關於「換心」手術是否造成記憶與人格轉移的奇詭,更不是離奇死亡事件(偵探們也一再表明他們並不真的想要知道簡、伍二人如何以及為何死亡,反而是失蹤事件與農場的「真相」),而是直截地對應關於「器官捐贈」的倫理議題;然而,「誰」判斷心臟的善/惡或者該/不該活下去?這是作者有意識迴避的問題,卻也意外地開展了極富社會性的討論可能。


總而論之,凌徹的《聖靈守護之地》雖然在推理性的展現上,一方面受限於小說背景的「去未來感」,另一方面又因為「不可能犯罪」的設計,使得偵探最終仍需要倚賴某種「自白」才能獲知「真相」,而且在對話間時常出現重複的話語,使得小說人物的形象與性格出現疊合;不過,《聖靈守護之地》仍基於21世紀本格的想像,嘗試從另一個方向,推導出台灣社會事件、社會議題及其價值判準的探索,進而產生與台灣的在地化連結;換言之,不論火星移民計畫的存在與否,「未來感」的破滅,最終仍然清楚地反映出作者對當前社會的觀察,而重回對現時的關懷之中,這也強化了台灣推理小說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朝「社會」與「本格」敘事鏈結的發展方向,進而產生不同閱讀與詮釋視角的可能。


(本文原載於《奇萊論衡》第8期[2020.9],頁105-111。經修訂後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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