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齊安】
「當藥物價格上漲時，最終會轉嫁給消費者，特別是那些購買高免賠額保險或無保險的人，以及自付費用較高的人。」
──美國醫療保健公司GoodRx
川普中槍、賀錦麗接棒出征……美國總統大選正如火如荼地激戰中，而兩年前由現任總統拜登簽字生效的重大法案：2022年降低通膨法，也在今年8月有了重大的成果。歷經一連串的官司與爭吵，製藥公司們同意了降低法案中要求的10種暢銷藥物價格，將於2026年正式降價。這是美國醫療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為藥價進行談判，並取得勝利，極具歷史意義。
平常享有全民健保福利的台灣人，若在美國就醫、吃藥，往往會被帳單給嚇得瞠目結舌。2023年有位醫師受傷在阿拉斯加看了次急診，沒投保的話要花費41萬台幣。《我失敗的美式生活：鱸魚的三十年日常觀察與非典型剖析》作者鱸魚是在美國定居的前矽谷工程師，也在專欄中說過太太肚痛住了一晚急診後，即使保險給付90%，剩下的自付額仍要台幣9萬元，因此結論是「在美國我不敢生病，而且不到奄奄一息絕對不敢看急診。」
放眼全世界，美國的醫療支出也是已開發國家中最高，2020年的總支出是4.1兆美元，吃掉了GDP的19.7%。雖然盤根錯節在整個體系中的問題很多，但最大的根源或許仍在於製藥公司訂出的高藥價。同一種藥，在美國的價格比起其他富有國家至少高上三倍，對庶民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到底為什麼會出現如此荒謬的現象？《泰晤士報》調查記者比利・肯伯長年採訪醫療、健保相關人士，在2022年推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藥命之財：揭露全球製藥產業的漫天藥價與骯髒手法》，揭發了這個行業令人震驚、不齒的種種醜惡行為，在該年的世界閱讀日立刻被選入「促進全球正義的10大好書」，備受好評。
在進入正題前，我們需要先對製藥產業有基礎認識。現代製藥產業起源自被稱為第一種「靈丹妙藥」（wonder drug）的盤尼西林問世，20世紀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死傷與經濟復興，推動了醫藥的發展。抗生素結合有機化學的進步，人們積極擷取物質純化為藥物。50年代進入製藥研發的黃金年代，當時的公司洋溢著社會使命感。默克製藥公司的總裁喬治．默克的名言可以濃縮他們的理念：「我們應該記住，醫藥是給所有人的，醫藥不是為了利潤。利潤是隨後而來的成果。」為了拯救所有患者，為所有疾病付出努力的製藥業，獲得社會的尊敬。
二戰後的製藥公司逐漸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以研究為導向，專注開發新型藥物，自己訂定價格，在專利保護期限內賺取獨家銷售利益；另外一種就是學名藥製造廠，學名藥又稱為通用藥或非專利藥，是根據無專利藥物配方的仿製品，劑量與療效相似，藉由薄利多銷營收。國人常吃的止痛藥「普拿疼」就是原廠藥名，至今費用仍比同級學名藥高上兩～三倍。便宜的學名藥能調降藥物的價格，讓更多人負擔得起，是個理想的互補機制。然而現代學名藥之於原廠藥的制衡力道益發薄弱，接下來，筆者整理《藥命之財》中幾個焦點案例，來解釋什麼半世紀以來，科技菁英淪為賣藥郎中，更逐漸讓整體藥價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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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捨棄開發新藥，而是買下舊藥，再毫無道理地在相同的製造成本下翻倍價格
聲名狼藉，現已改名的康格迪亞製藥有限公司由一名前律師湯普森在2012年成立，他說，製藥產業最大的兩個風險是R&D（研究與開發），而他兩種都不做。他發現了舊藥的利益，這些藥過時、不再流行，但有療效，仍有固定的醫師與病患在支持，於是他開始大量買下小型公司的舊藥後漲價。以1930年開始銷售的腸賴泰為例，2011年的一瓶價格是43美元，三年後變成393美元。康格迪亞收購此藥後，又再提高了三倍。2019年十月，本書受訪的工人凱希爾最大的恐懼成真，腸賴泰不再是保險給付藥物，她再也沒有辦法憑藉這個對自身體質來說最有效的藥片，來平撫腸胃的痛苦，而腸賴泰的固定使用者有數千人。多倫多基金公司評論康格迪亞的行為「就是套利，反覆進行，直到發大財。」藉由同樣的手法，湯普森開公司還不到三年，就擁有了高達兩億美元的股份，年收近九百萬美元。
二、藉由政府補助成功開發新藥後，訂定病患難以承擔的天文數字
伯洛夫．惠康公司開發的齊夫多定之亂，是現代製藥公司與病患、政府的一次激烈戰爭。80年代新興的愛滋病捲起公共衛生風暴，由於情況嚴重，在政府與科學家的努力下，讓第一種能夠有效治療愛滋病的齊夫多定，不用等八至十二年的安全實驗，得以在兩年半內獲得許可上市。而惠康1987年推出後，每瓶100顆藥丸價格為188美元，病患一年要花一萬美元在這種藥上，是分析師當時最高估價的兩倍，成為歷史上定價最高的處方藥。
惠康執行長被傳喚到國會參加聽證會、惠康公司被憤怒的患者團體一波又一波地包圍抗議，但他們依然「不對價格感到任何內疚」。美國政府聘請的律師甚至研究1910年的一條法律，嘗試推翻惠康的專利，讓藥物授權給其他公司。直到2001年底，在各方的強烈反彈下，惠康終於承認可以將此藥的劑量減半並降價，費用為一年三千美金。根據經濟學家參與聽證會的研究證詞，即使是不需要服用齊夫多定的納稅人，也足足為齊夫多定付了五次錢：兩個階段的學者研究、國家衛生院的支出、孤兒藥物法案的減稅、醫療補助緊急法案（90年代由政府執行，替貧困、沒保險的民眾支付）。如果沒有公部門先投入，惠康根本不會有成果，而惠康執行長在公開信中表示，國家單位在開發此藥時「只是稍微幫忙」。可怕的是，惠康只是開了一個先例，往後這種「全民買單，藥廠獨拿」的問題，仍不斷地被惡質地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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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簡介／喬齊安
台灣犯罪作家聯會成員，百萬書評部落客，日韓劇、電影與足球專欄作家。本業為製作超過百本本土推理、奇幻、愛情等類型小說的出版業編輯，並成功售出相關電影、電視劇、遊戲之IP版權。興趣是文化內涵、社會議題的深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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